“出乎史，入乎道。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。”出自清代思想家、文学家龚自珍的《尊史》，意思是要掌握世间大道，必须先研究蕴含着“大道”的历史；把握史学，才把握住社会规律。
龚自珍十分重视史学的研究，我们熟悉的“灭人之国，必先去其史”亦是出自他笔下。在《尊史》文中，龚自珍还谈到了一个优秀史官应该具备的条件：“善出入”。所谓“入”，指广泛地了解和熟悉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从天下山川形势、社会风气到礼仪、政治、军事、刑法等，都应达到“皆知之”以至“如其言家事”的熟悉程度。所谓“出”，是指在充分掌握并深入钻研上述史料之后，找出其内在的规律性，作出全面而又正确的评论。“夫史书之作，鉴往所以训今”，翻阅中国史书，可见其中一个特点是：写“史”也是论“经”，说“事”也是说“理”。《史记》里有“太史公曰”，《资治通鉴》里有“臣光曰”，这都是史书的作者在讲述史实之后、又在论述其中的得失道理。
中华民族历来就高度重视历史，强调尊重历史、赓续传统。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“前车之覆轨，后车之明鉴”“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”，这些古语道出了先人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。将历史赋予如此重要的意义，绝非是因为中国人对未来缺乏想象而总是回味过去。人们通过写史、论史、读史，总结大量兴亡规律和众多得失经验之后发现，历史的发展有其规律。“述往事，思来者”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因此具有把自身的社会活动，置于“古”“今”“后”相联系的历史长河中加以看待的自觉自律意识。
“以史为鉴”的理念在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典籍《尚书》中就已经出现。《尚书·召诰》说：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，亦不可不监于有殷。”“监”即“鉴”，意思是要从夏、殷的灭亡中获得鉴戒。秦的速兴速亡引人深思，西汉初期，以陆贾、贾谊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兼史学家，通过总结秦朝兴亡、天下得失的经验教训，形成了《新语》《过秦论》等作品，以资借鉴，对西汉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到了宋朝，《资治通鉴》更是用书名直截了当地表明：写历史的作用就在于给今天提供经验教训。司马光在《进书表》中说，《资治通鉴》撰述的重点，正是“专取关国家盛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”。
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。无数事实证明，历史能令人遇事温故而知新，慎思明辨，对于培养人的理想、信念、道德和情操，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、得失成败，意义深远。
1944年3月19日，郭沫若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，连载4天。这篇文章讲述了封建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。毛泽东读后，连连称赞是好文章，中共中央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材料。
1944年11月，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：“你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，小胜即骄傲，大胜更骄傲，一次又一次吃亏，如何避免此种毛病，实在值得注意。”1949年春，党中央从西柏坡前往北平，毛泽东说：“今天是进京的日子，进京赶考去”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”，路上又提起了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：“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，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。”
明镜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无论“甲申对”“窑洞对”还是“赶考对”，都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认识与主动借鉴。在百年奋斗中，中国共产党坚持从总结历史中开辟未来，科学分析和把握历史大势，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，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。
“只有回看走过的路、比较别人的路、远眺前行的路，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、往哪儿去，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、把得准。”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高度，着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以宏阔视野和深邃眼光，反复强调要尊崇历史、研究历史，确立历史思维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正是因为有了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，正是因为有了对历史的深入研究，我们才能更加坚定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，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历史固然属于昨天，但历史关乎今天和明天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、相互激荡的复杂历史方位和时代背景下，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，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，必须继续从历史中获得启迪。“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必须知道自己是谁，是从哪里来的，要到哪里去，想明白了、想对了，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。”思考过去、瞩望未来，历史中沉淀的，正是走向未来的力量。(田心)
